新时代，诗人何为？——兼论城市诗歌创作的一种方向

诗歌是时代的号角，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如今听起来却颇感遥远。对时代的探寻和正面观照，似乎成了报告文学作家们的专利，成了小说家们的事业。诗人们似乎更愿意在语言艺术的探索上孜孜以求，强调个体经验，注重内视、观我、顿悟，在流派、代际、圈子里热热闹闹地写作和争论。虽也有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抒怀和吟唱，但在读者心目中，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的大音之作，并不多见。

这里不仅有诗歌写作的局限，也有传播的片面和狭隘、诗歌审美标准的多元造成的原因等等。记得朦胧诗建构的浪漫主义和崇高美学，及其所携带的集体印痕和历史记忆，曾是第三代诗人们鲜明反对的东西。一时间，更加注重个体经验的诗歌所在都有，无疑对“大写的人”构成了一种反讽。此后一些伪诗、庸诗、俗诗在一定范围的盛行，更对诗歌生态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无可否认汉语新诗在八十年代以降的发展成就，尤其是对诗歌语言的探索，对个体经验的挖掘，对诗歌技艺的拓展，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写出了灿若星河的作品。可以说，放到世界范围，我们的一些诗人也不逊色。随着这些年来国际诗歌交往的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中外诗人同台对话、切磋乃至“较量”，从中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把当代诗歌放在时代大背景中去观察，有理由提出更大期待。正如吉狄马加所说：“一个诗人除了有责任抒写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之外，还应该对这个时代甚至人类的整体命运有及时和有效的把握与反映，应该能够具有精神引领作用和思想的提升能力。我想，这是当下的中国诗人应该努力的大方向。这是一个历史的标准，也是时间的标准。”（《他们代表了多元化的写作方向——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奖诗人的阅读印象》）

诗人们敏锐的触觉，应该努力去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毫不讳言地说，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诗人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与这个时代相隔甚远。当然，诗人们可以与世隔绝或者遗世独立。可是，当一个诗人的经验来自故纸堆，他的生活来自微视频，他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内心都所知甚少，可以想见，他对这个时代的言说是多么遥远、多么可疑。如果一个诗人并不能对一个大时代作出自己的见证或解读，他的小情小调和茶杯里的风波也不具有辨识度，他仍然可以是个热衷诗歌的写作者，却难以写出读者所期待的大作品。这些年，我们似乎都在期待一种大作品：那是跻身时代洪流、对这个时代的丰饶景象作出精到而独特的言说；是无论抒情或者叙事，都属于这个纷繁时代的言说。无疑，诗人们需要努力辨认属于这个时代的表情、神态和情感，努力破译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密码，努力创作或者创造一种具有精神引领作用和思想提升能力的诗歌。

新诗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贡献了自己在每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就以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来说，上世纪二十年代，郭沫若写下了《黄浦江口》，五十年代，公刘写下了《上海夜歌》，艾青写下了《大上海》。如今，我们在思考这些年为什么没有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这样的全景式作品，甚至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这样充满忧思的作品，同时也应思考城市诗歌写作中同样存在的匮乏和不足。

在 2017 年的上海国际诗歌节上，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写下了《节日结束，聚会开始》，他这样写上海：“……薄暮时分，黄浦江畔，水泥变成了一条丝带，连接着沥青与云彩，连接着东方的肚脐与西方的双唇。金茂大厦正对着天空朗诵自己的诗篇。雾霭，如同一袭透明的轻纱，从楼群的头顶垂下。……我打量着，看宇宙之蛹如何破茧而出，如何在机械的周围伸展身子。而操纵着机械的，是一个并非来自现实、也非来自神话的神灵，它来自另一个创世的伤口，另一个幽冥的所在。”虽然这只是诗人即时性的、片段性的诗歌之作，但仍引起我的思考。当我们身处一个大时代，身处一个大都市里，往往缺少一种自觉的意识去思考和把握这个时代与城市，而是被时代的各种景象簇拥着向前跑去。如同上了一列高速运行的火车，窗外的风景一一掠过，有时经过高山，有时经过隧道，更多的是相似的城镇、乡村、田野，因为太快，并不能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而当人们在列车的播报中获知停靠的是一处名川胜景，放眼望去，蓦然撞见壮美河山，顿时就会心生豪迈之情。四十年来生活的巨变同样如此，以看似浑然不觉的方式悄悄发生，而当我们进入更大的视野和尺度中去观察，才会恍然意识到，根本性的变化，就在身边风起云涌。

由此我想到，在新时代的诗歌创作中，我们恐怕首先要有自觉意识。这种意识是对大时代的正面响应，甚至需要一个诗人去“强攻”。了解这个时代，观察这个时代，才能深入思考这个时代，才有可能去把握这个时代，进而书写这个时代的精神图景和身处这个时代的个人情感和命运。

今天我们探讨的是新时代的诗歌，我想我们不应该脱离具体的语境。何为新时代？这是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从人类历史进程几个方面作出的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时代变革的基本动力和显著标识。社会主要矛盾不变，则时代不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代必会发生变化。矛盾之变带来的是时代之变，而时代是思想之母、文学之母、诗歌之母。对这样的历史性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带来的命运、生活、情感的变化，诗人们不能无动于衷。也就是说，诗歌在这个时代要有有效的言说和对称的精神高度。因此，诗人的自觉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新时代的诗歌创作，需要诗人们除了增强脑力和笔力外，也要增强脚力和眼力，去精准地把握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城市、一个村庄、一个个体的命运，大到一个时代，小到一个年代、一个片段、一个瞬间的情感。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是环环相扣、互为补充、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如果说脑力是思考力，笔力是写出好作品的能力，脚力就是保障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好脚力作为保障，眼力、脑力、笔力就是无源之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脚力，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首先就是自觉贴近生活，深入实际，认识时代。就拿城市诗歌来说，过去那些年的城乡两元对立写作，在今天还要坚持吗？面对迅速互联的交通和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乡愁还是那张旧邮票吗？大量几乎从来没有被命名过的生活和事物纷至沓来，诗人的返乡之旅，精神世界已然改变。眼力则是面对纷繁复杂情况时的发现力、辨别力。诗人在处理当下的日常生活时，旧有的经验够用吗？可靠吗？我们当然可以说，大量文学的母题是亘古不变的，她们并不会因时代之变而变，可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旧有的书写并不能带来让人阅读的兴奋，也不会留下鲜明的印记。显然，对个体传统经验的依恋、倚赖乃至寄生，必然会使得诗人们对现今的生活进行质疑、游移甚至拒绝；对新的处理经验感到茫然、恐慌甚至逃避，这也必然使得写作呈现出严重的隔离和撕裂。

深圳诗人远洋近年来在跟踪翻译大量的普利策诗歌奖作品时发现，罗伯特·哈斯、莎朗·奥兹、特蕾西·K·史密斯等诗人突破了人们的视野，获得新的表现元素，如罗伯特·哈斯在诗歌中展现了广阔的美国自然生态特别是城市生活景象，一种活生生的时间和空间。21 世纪法国很有影响力的诗人博纳富瓦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抒情方式。他认为，没有现实与超现实，而只有现在，“现时存在”，就是现实世界中纯粹、统一的即时体验。他认为诗歌不应封闭在纯粹的语言结构中，而应面向现实世界，把语言植入诗人所经历的生活的厚实基础中，诗歌中的情感应当高于语言。希尼、拉金、休斯等诗人则对英国传统日常生活方式及“现时”文化都进行着深度的挖掘，即使在各种不同的诗歌流派中，仍能看到这些诗人鲜活的日常生活场景及由此引发的多维度的情感向度书写。这些国际上的诗人的写作态度和对新鲜经验的开拓，或许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些启发，让我们在新时代的诗歌创作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

（责任编辑：秋水卓玛    天南之南）